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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同时也是一位母亲；梁鸿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分享新书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的数据显示

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

2022年，梁鸿决定走向更广阔的田野，

去了解更多因抑郁休学的孩子及家庭。

她走访了全国三个地方——

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乡镇农村，

访谈的孩子、家长、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

约有七八十位。

梁鸿接受一条的采访

梁鸿结合这些观察和思考写下了《要有光》，

在与“一条”的对话里，

“挤压”是梁鸿最高频的词语之一。

“我们所承载的病态，

社会结构的巨大挤压，

全部给了孩子，

孩子在替我们受苦。”

她也呼吁大家跳出这种闭环式的思考，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稍微动一动，

（系统）就有松动的可能，

希望有一种光亮

可以照射到我们孩子的身上。”

自 述：梁 鸿

编辑：韩嘉琪

责编：陈子文

“挂号页面刷新出来的那一刻，号就没了。”每逢开学前夕，北京儿童医院的拒学门诊人满为患。被父母带来问诊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有的小学生一听到“上学”二字就头痛恶心，手脚冒汗。

身为海淀妈妈，梁鸿对这个现象心有戚戚。隔三差五，她就会听闻哪家的孩子开始吃药了，谁家的孩子无法上学了，“看起来只是一个微小的科室的增加，但背后却是广大家庭的问题”。

社交媒体上，海淀妈妈早已成了一个标签——“时间管理大师”“鸡娃机器”。梁鸿听过不少这样的故事：孩子的每个小时都被安排得密不透风，甚至连大小便的时间都被固定下来，为了让孩子步步为营，父母摸透了各种升学秘籍和特殊的教育方法。

电影《年少日记》，讲述了一个香港精英家庭的教育悲剧

有的孩子，一天24小时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能由自己支配，“就像一个工具，或者像一个冷漠地行走在人世间的无辜者”。精神科医生张殊告诉梁鸿，一刻不得闲的中国孩子，在心理学层面上经历着“物化”的体验：“感受不到‘我’的存在……物化是一种非生命体的感觉，就是人不再像人。”

这种“非人化”的现象也延续到了大学校园。梁鸿教书这些年，她最直观的感受是：课堂越来越安静了。经常在激情澎湃地讲授之后，台下既没有人提问，也没有人抬头，小组讨论，学生们常常在两分钟之后就静默下来。

“作为老师你是非常伤心的，青春时期最光华的时刻，我们是疲倦的，没有任何创造力。”梁鸿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同学们围着老师叽叽喳喳的场景，只要能汲取一点新知识，就非常兴奋。

究竟是什么让孩子们的生命力逐渐丧失？

纪录片《高考》，一名高中女生在刻苦晨读

在访谈过程中，梁鸿听到大量令人心痛的案例。女孩敏敏，被送进超级中学后，时间以分钟计算。她要小跑去食堂、以最快的速度扒饭，饭菜嗝得胃痛。因为不想去学校，她被妈妈狂扇耳光。由于和父母无法沟通，她喝洗衣液、吞安眠药，以自我伤害的方式无声反抗。

尖子生雅雅，考进了全市最好的中学，但紧接着，同学之间的竞争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她。考试中，她听到同桌率先翻卷面的声音，雅雅开始心慌焦虑，手心湿滑得握不住笔。但是父亲无法承认她心理遭受的问题，拒绝陪女儿一起看病。

高三男生小遇，考到了一所二本学校，父亲得知后勃然大怒，把家中的东西砸了个遍，并把他送去超级中学复读。在县城的超级中学，分秒必争，因为课间抢不到厕所坑位，几乎所有同学都有痔疮。放眼望去，每扇窗户都有网编的防护网，连书都扔不出去。

梁鸿一次次感受到孩子的在成长过程中的无助。“孩子是一个社会的神经末梢，在家庭内部、社会里面都是一个最弱势的存在，父母生气的时候，可以用孩子泄私愤。”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正在成长、自我意识正在萌芽的人来说，内心也是最敏锐、脆弱的。

梁鸿告诉一条，她不仅是为了记录当下中国孩子、家庭经历的疼痛，也是为了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言语与思维惯性，并寻找对话、理解的可能。

以下是梁鸿的讲述：

家长怎么发现孩子生病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孩子早上起不来床了，卧室门也敲不开了，怎么也不去上学了。

这背后有一个很大的观念问题，就是在中国家长的内心深处很难承认我的孩子出现了情绪问题。任何一个年龄阶层的人都有情绪困扰，只是我们的孩子被挤压得太重了，他的情绪就变成一种单向的、没有通道的、一个黑暗的存在。

我们中国人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了，“你是个精神病人”。只有当它变成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才不得不去看见：我的孩子好像生病了。

电视剧《小欢喜》，高中生英子因为课业繁重陷入抑郁

女孩敏敏，我认识她的时候才16岁，已经休学三年。在讲述她怎么自杀的时候，她是非常克制的，她依然记得那天准备吃90粒安眠药，结果只吃了89粒。她说如果我的父亲走进来看见我的遗书，我可能就不自杀了。她不是真的不想活了，她是希望得到关注的。

很多自残的孩子根本不告诉父母，直到有一天他的胳膊已经全是划痕，父母才会发现。

我写了三个地方，京城（超大城市）、滨海（二线城市）、丹县（乡镇农村）。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大的土地上，人们生活的层面很多，尽管其中一些孩子有着心理健康问题，但背后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

精英家庭对孩子常常是高要求、高控制

纪录片《世界的孩子：我在美国读高中》

北京的高知家庭，父母的认知往往是非常高的，但也随时相伴的可能是控制欲强。他们每一天恨不得24小时贴着孩子，管着孩子，但是这反而造成一个最大的盲点：我们看不见孩子，孩子都快窒息了。他们对孩子的期许和孩子对自己的期许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

但在丹县，孩子抑郁的原因却完全不一样。花臂少年，让我看到生命的荒凉。他身边没有人，13岁，奶奶去世了，他的爸爸、爷爷、姑姑都在外面打工。当他变成一个生病的孩子，身边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换句话说，在这个小孩的生命的内部和外部，他没有得到过爱，没有得到过陪伴。

杀马特大多是辍学务工的留守儿童，来源：《杀马特我爱你》纪录片

花臂少年的刺青是不完整的。他整个胸前是一个哪咤，但他腿部的人物只是个线条，没有填充颜色，因为他没钱了。刺青是乡村杀马特的一个典型的标志，它意味着我进入到这样一个群体里边，是一种被接纳的感受。

这种身体的疼痛它也代表着某种象征和昭示。现在青少年自伤也变成了一个群体，因为我们要用伤痛来抱团取暖。

孩子为什么生病了？首先两代人面临的问题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一代从农村的户口变成商品粮，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命运的改变了。

每个人都会被成功学困惑，我也是这样。我从农村考上了中专，又考上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一点点从一个小村庄来到大城市，我的道路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们会相信努力一定能改变命运。

少年时期的梁鸿

梁鸿来自河南省的一个小村庄——梁庄

但现在，我们那一套的经验它是相对失效的。孩子们一出生就不为吃穿奋斗，努力也可能达不到改变命运的结果。所以他们在思考更抽象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

我在书里写到了一个海淀区的男孩，名叫吴用，他上竞赛班，思维敏捷，非常聪明，但恰恰是因为他越重视自我意识，他会发现自我跟他刷题、考试的状态越冲突，所以为什么要重复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吴用对他妈妈说：“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种震撼。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惯性之中，文化的、思维的、话语的惯性，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你才有可能慢慢往前走。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社会飞速的变迁让两代人的经验发生错位，图源：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

所以为什么我不太喜欢用“原生家庭”这个词语，它把我们的创伤给缩小化了，它把我们所有的不满都界定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创伤不单单是父母带给你的，而是历史性的，所以我们要学会理解彼此、认识到各自携带的偏见。

有人问，高敏感型的孩子是不是更容易抑郁？我不想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我坚持文学是因为我还是想回到个体生命本身来看它的复杂性，它的多样性，它的可思辨性和可探索的状态。

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对生活的想象越来越狭窄，把成功界定得越来越高。

昨天还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讨论，说上海的一些家庭觉得孩子考上211就是失败的。我写到的海淀区男孩小健，没有考上清华北大，父母觉得自己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骗局。那么每个人在这个机制下，就都是失败者。

恐弱是精英家庭的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对海淀区的家长来说，大部分都是经过苦读、奋斗，最终才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对孩子要求非常高，也意识不到自己的恐弱和控制。

但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孩子跟你不一样，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的样态。他可能没法跟你一样努力，可能无法接受一天四五个补习班，但只要他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就应该有另外的可能性，而不是只按照你认为的正确的路往前走。

年轻人在紧密锣鼓地准备考试

现在，一个大学生花四五年考公务员，考上后端茶送水，月薪几千，非常枯燥。如果我不想过这种生活，我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丁点别的选择吗？

我们没有意识到生活是多元的，我们可以过那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比如说我一个月可能挣四五千块，但我有喜欢的东西，我可以从中获得充实和满足。

安贫乐道它不是次一等的生活，人类活着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事情，我们来体验风，体验雨，体验人与人交往的那种痛苦或者喜悦。

但是今天我们好像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了，活人微死就是这样的状态，我们作为父母、我们的教育，对人内部能量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

电影《天才枪手》

有读者留言，你看吴用的妈妈卷也不行，李风的妈妈不卷也不行，那么到底该怎么办？这个读者其实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思辨一个事情，不卷不是完全不管孩子了，不卷也是需要方法的。

没有一个完美的、没有缺憾的生活在等着我们。我们一生中都在犯错，我们一生中都要学习。我们要有这种纠错的意识，要谨慎地来面对自己的思维，而不是说寻找一个最正确的、一劳永逸的方法来对待问题。

也许家长会说我没有办法，社会太卷了。我们处在KPI中，所以我们KPI我们的孩子。

我们大家都过得非常有压力，所以我们就没头没尾地循环下去。但是哪个地方能撕开一个裂口让光照进来？

其实教育部规定了很多的政策，最大的阻力都来自于家长。曾经有一个老师说，他们学校高三的学生也可以21点以前放学，但家长主动要求把时间延长到22:30。

孩子的挤压不单单来自学校，更来自家长的毫无保留。我们的孩子是最脆弱的群体，在家庭内部、社会里都是最弱势的，如果我们家长把遭受的所有挫折，感受到的那种卷全部给到了孩子，那么我们的能动性都被统统抹杀掉了。

很多孩子其实不必要走到吃药、休学这一步，社会大的机制很难改变，但家庭内部是最可行动的，我经常说“一米之内我们可做的事情”就指的这一点，我们要给闭环开口。

我在跟敏敏聊天时，她在不断努力寻找通道想走出来，她让我感受到生命本身的韧性非常了不起，她是向往光的。

如果每人都说我有啥办法，我们就只能待在这里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稍微动一动，就有松动的可能，我是希望有一种光亮照射到我们的孩子身上。

（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