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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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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失落”有哪些教训?

“与199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离高收入水平还有一段距离,这意味着有更大的增长潜力。此外,日本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十分单一,这使其政府可采取的举措较少。从这些意义上来说,如果有正确的政策,中国不会像当年的日本一样。”沃尔夫对记者表示。

他认为,历史上的日本和中国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有非常高的储蓄率,在峰值时一度达到40%左右,这对一个从零开始建设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制造业国家来说很棒,因为这些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

他进一步说,当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后,其储蓄率仍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5%,但投资率有所下降,账户盈余激增。当时,日本没有做出及时降低储蓄率的明智决定,反而决定扩大国内投资,疯狂降低利率、扩大信贷,这使得日本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繁荣,并在1990年达到顶峰。但这一泡沫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破裂了。而在经济泡沫破裂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实施有效的刺激政策,也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初改变宏观经济结构,这导致了通货紧缩。

“这是中国可以从日本的经历中学到的教训。”沃尔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不要让通货紧缩开始,这非常重要,否则物价可能持续下跌,当人们预期价格下跌后,货币政策将变得无效,国家将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财政政策,而这意味着昂贵的代价。”

值得重视的两个问题

这名英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一大核心目标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全面的高收入国家,尽管当下面临更多挑战,但这一目标仍然是可以达到的。他认为,为达成这一目标,一个重要任务是提高基础生产力,即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衡量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比例的指标。

沃尔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可以寻找新的大规模的国内投资项目,这些项目需要高效且富有生产力,吸收当下无法被有效吸收的储蓄。“在我看来,已经在进行的最可行的大规模投资是各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

他表示,中国也可以增加制造业尤其是新技术制造业的投资,不过这需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对制造业的投资可能会导致过剩产能,这些过剩产能如果想要出口到欧洲或美国,也许会遇到一些阻力,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规模仍较为有限。

在投资领域,沃尔夫认为,需要重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中国大部分基础设施都已建成,房地产将无法继续在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二是要生产“有价值的GDP”,即能实际为中国民众的现在或未来带来好处的GDP。他认为,中国部分地方在过去建设了一些无人使用的高楼大厦,这在未来需要被避免。

“消费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

“不过,比投资更重要的是消费。”沃尔夫对《环球时报》记者强调,在储蓄无法被投资充分吸收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必须得实现上升。

“消费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对于每个达到中国GDP水平或更高水平的国家来说,其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都是消费。问题是要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沃尔夫表示,消费可以是公共消费,也可以是私人的家庭消费,如果是公共消费,即意味着需要做税收调整,如果是私人家庭消费,则需要降低家庭储蓄率和收入再分配的组合性政策。他认为,这些都颇具挑战,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

在谈及全球化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问题时,沃尔夫认为,从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来看,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根本驱动力源自资源与成本红利、运输及通信技术革新、政策和政治开放。近年来,这些驱动因素的活力有所减弱,导致了全球化步伐的减缓。

“全球化在休息”,沃尔夫表示,“我生命中的一大讽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的主要工作是说服新兴经济体加入全球化,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发达国家‘剥削’它们的阴谋,我花费了很多努力,直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成功后,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化的态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体转变了。但现在一切都颠倒了,现在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开始反对全球化。”

不过,沃尔夫认为,“超全球化”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结束,全球化的势头依然强大。最近几年来,西方企业越来越重视政治风险,并寻求多样化供应链来对冲,但这并不意味着“去全球化”,当前的问题在于能否建立一个信任与合作的框架,为此,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必须非常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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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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