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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爆发了广泛的冲突和争论，构成了被称为“科学大战”（Science Wars）的文化事件。拉图尔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撰写了《潘多拉的希望：科学论中的实在》来回应他在这次“战争”中的角色以及他对科学形象的刻画。

在“科学大战”中，一方试图捍卫科学的权威性，认为这种权威是由客观证据和理性程序保证的。科学理论是由外在世界的事实决定的，即便没有反映事实，严格的例行程序和客观证据也能保证科学不断接近事实。这一阵营由关心科学的社会形象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组成。另一方则支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合法性，认为科学是深受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影响的体制和社会技术网络。科学实际上跟政治没什么区别，科学理论正如政治政策一样，是社会决定的，所谓事实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观点被称为社会建构论。这一阵营由支持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组成。捍卫科学的一方指责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们“对科学荒唐可笑的无知，只会说各种毫无意义的鬼话”；另一方则反驳这些科学家们的指控“幼稚可笑的、缺乏教养的和自私自利的”（引自凝聚态物理学家David Mermin）。

拉图尔通常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同路人，他和伍尔加的成名作《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和《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社会建构论以及随后兴起的科学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他认为，科学所研究的事实（对象）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而是科学家在科学实践中制造的。当一个科学家碰到拉图尔问他，“你相信实在吗？”，也就不奇怪了。对这个问题感到奇怪的是拉图尔，同时他也知道，这是对他的又一次误解。他要澄清对他的误解，要为自己辩护，自己并没有站在科学的对立面，并不是科学的“敌人”，而是科学家最坚定的同盟，更要论证“科学大战”双方存在的问题，刻画真实的科学形象。所以，他在《潘多拉的希望》第一章以这个心理学家奇怪的提问开始他对“科学实在论”的探索，去表明以他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论者不过是深入到科学实践之中，“展现事实、机器与理论，揭开它们的基础、血管、网络、根茎、卷须”。

拉图尔认为，解释科学真实形象最好的方法是深入到科学实践中去，呈现科学实际的样子。因此，他把人类学的方法、田野志的方法应用到科学技术论的研究中去，深入到科学研究一线，看科学家实际上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不过，最先刻画科学形象的并不是拉图尔这样的科学技术论者，也不是后现代主义者，而是哲学家。科学在短短四百年内不断快速地进步，促使第一代科学哲学家去追寻科学成功的秘诀，思索究竟是什么使科学不同于哲学、历史学和神学。

科学哲学家为了探究科学究竟是什么，小心地区分了科学“发现的语境”和“辩护的语境”。发现的语境是指实际中的科学活动。科学哲学家认为，去考察实际中的科学活动并不能准确回答科学是什么的问题，因为实际的科学活动充斥着偶然性、社会因素等等。这些因素并不是内在于科学的。我们应该把科学从杂乱、吵闹的社会环境中剥离出来，在辩护的语境中探讨这个问题。在辩护的语境中，科学是通过经验证据建立科学理论，进而揭示自然真相的理性活动。在这一图景中，我们可以区分三个不同的部分：外在世界、经验证据与科学理论。外在世界就在那里，等待被发现；外在世界作用于认识主体（观察、探究世界的人，也就是科学家），产生了经验证据；认识主体利用理性能力，根据经验证据建立科学理论。那么，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解释理论与证据、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只要搞清楚了科学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来整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找到科学成功的秘诀。

在这幅理想图景中，哲学家区分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他们认为，要想理解科学，就不能混淆这几个基本的逻辑范畴：本体论是就在那里的外在世界；认识论考察认识心灵如何认识外在于身体的世界；而方法论则探究认识主体认识世界的方法原则是什么。在拉图尔看来，传统哲学家生造了一个人工难题：锁在身体内的心灵是如何通达外在世界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康德的先验哲学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纠缠，找不到出路。

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理想图景中确立的先天普遍性和绝对确定性是宏大叙事。引用保罗·费耶阿本的话来说，“科学与神话的距离，比起科学哲学打算承认的，要近得多。科学是人类已经发展起来的众多思想形态中的一种，但并不一定是最好地一种，科学惹人注目、哗众取宠而又冒失无礼，只有那些已经决定支持某一种意识形态的人，或者那些已接受了科学但从未审查过科学的优越性和界限的人，才会认为科学天生就是优越的”。因此，“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是虚假的，不存在的。科学信念与其他类型的信念一样，都是同一种类型的力量，科学家也不是只关心逻辑和数据的特殊物种，科学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什么区别。因此，科学与其他社会活动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对拉图尔来说，这种刻画会让我们陷入“对暴民统治的恐惧”，偏见、理论、文化、传统和立场决定，而不是客观事实，决定选择什么科学理论。

拉图尔认为，想既要摆脱“缸中心灵”的隐喻，又要避免“暴民统治”的恐惧，就需要放弃本体论与认识论的人为区分，不再讨论客体和客观性，而是讨论非人（nonhuman），讨论实验场所、实验和同行共同体中的科学实践是如何制造科学事实的。在拉图尔看来，科学既不与社会环境相分离又不是完全消散于社会之中，而是人类与非人相互作用、联结成的复杂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非人只有融入人类话语才成为科学事实；科学理论只有在由仪器、同行、联盟和公众联结构成的安全环境之中才是有意义的。科学实践中“看似薄弱、孤立的物件（科学仪器、纸片、照片、细菌培养等等）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是因为背后有围绕它们而被动员起来的其他因素构成的复杂网络”。

与传统哲学不同，拉图尔并不是用严格的哲学论证来支持他的上述观点，而是通过考察具体的科学实践和经典科学案例进行分析。拉图尔在《潘多拉的希望》第二至六章详尽呈现分析了三个科学实践的案例：亚马逊森林土壤取样、约里奥链式反应实验和巴斯德对乳酸菌的发现。

布鲁诺·拉图尔

就像人类学家要想了解卡拉哈里沙漠布须曼人的生活、行为模式就必须与布须曼人一起生活一样，科学技术论者要想了解科学研究，就必须与科学家一起生活，参与科学实践。亚马逊森林土壤取样案例就是拉图尔深入科学实践一线，与土壤学家、植物学家和地理学家一起勘察热带雨林与稀树草原边界上的土壤状况。在这个案例中，拉图尔展示了科学家如何利用科学仪器（如谢氏线性洞穴测量仪、土壤比较仪）和科学代码（孟塞尔代码）将远在亚马逊深处的土壤样本铭写成通行于科学界的科学指称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表征与外部世界的二元对立，而是从物质到形式环环相扣的表征转译，科学仪器和科学代码为代表的科学程序又保证了转译中指称的固定。也就是说，最后拉图尔作为第六作者的科学报告中的符号指称的是亚马逊森林特定区域的土壤。

拉图尔用约里奥链式反应实验案例来说明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与外在社会环境的区分是不可能的。约里奥要成功实现链式反应实验，就必须将科学与政治联结起来，将链式反应实验室的建立与未来国家的独立合并成同一个目标。法国二战史对于这一时期的法国科学史来说，并不是外史，因为正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政治史（对抗纳粹德国），才使得约里奥链式反应实验室成为可能。约里奥链式反应实验室并不只是一个用实验仪器探究中子轰击铀原子，进而引发链式反应的纯粹场所，而是将哈尔班关于中子减速的计算、约里奥关于链式反应可行性的假设、道特里（法国军备部部长）关于开发新武器的必要性的信念与从挪威获取重水的需要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复杂网络。

巴斯德对引起发酵的乳酸菌的发现的案例则说明，一个科学事实或者说科学对象，只有在这样的复杂网络中才能存在，脱离了这样的网络，关于这个事实或对象的科学命题也就失去了意义。“即便在今天，如果你像我这个拙劣的实验者一样，以一种有缺陷的方式复制巴斯德的实验，即你不把你的技巧和物料培养，与微生物实验室里所学到的无菌和细菌培养的严格规训联系起来”，巴斯德的乳酸菌仍然不存在。在这个复杂网络中，人与非人相互折叠到对方之中，非人融入了人类话语而成为科学事实，人也因非人的加入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可以做到之前做不到的事情。

拉图尔在该书的第七、八章用隐喻的方式重回“科学大战”中的争论。他通过详细分析《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和卡利克勒来重新发明“科学大战”：苏格拉底要脱离群众，利用几何的力量来获得权威，卡利克勒为代表的智者则只是通过修辞赢得群众却不知道这样有什么意义。这两人代表的正是科学与政治的常识形象。拉图尔认为，实际上这场对话并不只是科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而是科学、政治与民众的三角较量。脱离了民众、脱离了复杂网络的科学是无源之水、缸中心灵；而只有修辞的政治会面临暴民的统治。只有“复归科学实践”，才能找回科学原本的面貌。因此，科学家不仅仅是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单枪匹马探索自然奥秘的孤胆英雄，更是复杂网络的缔造者，与其他行动者、行动素构成集体，无时无刻不处于与其他行动者交互作用的社会网络之中。因此，“我们应该学会像喜欢政治家一样喜欢科学家以便最后我们可以从古希腊人的两项发明——论证与民主——中获得裨益”。

《潘多拉的希望》出版于1999年，这是“科学大战”的尾声。在后现代主义在严肃的哲学、科学讨论中已经消散、科学大战远去的今天，重读这本书还有什么意义？拉图尔在2017年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科学大战”并不是一场实质战争，但我们今天的确处于一场新的科学大战之中：气候学家与科学怀疑论者的斗争。赢得新的科学大战的秘诀已经因含在这本书中。正如拉图尔说的，“气候学家们必须意识到，作为大自然指定代表，他们一直是政治角色，他们是一场难分胜负的战斗中的士兵。如果科学家们不再认为自己只是参与科学研究而与政治隔绝的人，那么战局将可能出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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